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③
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页
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地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是军事建设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和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的残酷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以上这些教训和成功,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532页
